头应了，扯着嗓门就喊营业员给扯布。沈瑶在边上看了，忙跟王云芝说叫她按做长袖上衣的尺头放宽些扯。

    王云芝愣了愣，问沈瑶“不做裙子穿吗？那也做短袖上衣吧。”

    沈瑶低声说不合算，“等衣服做好穿不多久天就凉了。”

    其实她自己更习惯长袖而已，这棉布虽然略粗糙不算薄，但袖口稍宽松些，棉布透气穿着也不会觉得闷的。

    王云芝想着也是，觉得闺女懂事又贴心，给营业员重新报了尺寸，那营业员填了张单子让她去交钱，王云芝让沈瑶在这看着，自己小跑着去交的钱。

    拿了那盖着红戳的单子回来交给营业员，看着她把布一寸不差的扯了这才心满意足的笑了，把那布料仔仔细细折好拿在手上。

    又等了李节勇媳妇扯了布，三人就准备回去，谁也不说再买点别的，这年头吃喝嚼用大多是地里产出，农村人赚点钱尤其难，都是一分钱恨不能掰成两瓣花的。

    才出供销社大门，两个二十出头穿军裤配短袖衬衫的青年和她们擦肩走过，王云芝几人没注意，那两个青年却停住了脚步回头看向她们。

    郑学军眼睛发亮看着沈瑶的背影，拿手肘拐了拐陈定坤，“定坤，你看见那妞没有，好漂亮！”

    陈定坤自然看见了，他挑着眉，来煌溪乡插队一年多了，还没见过这小地方有这么漂亮的姑娘。

    这两人是谁，北京过来的知青，还真别听知青就当是什么好人，这两真不是什么好货色。

    六十年代是个特殊的年代，那个年代的少年是真正敢捅天斗地的主，一群红小兵上下串联起来是想斗谁就斗谁，想抓谁就抓谁，想砸谁能砸谁。

    郑学军和陈定坤的父亲是部队大院的，早几年被隔离审查家里没了人管束，那真是插对翅膀能上天的主，拔份茬架拍婆子，没有他们没干过的。

    那时候，上边的政策是: 父母被隔离审查，可孩子还是属于可以被教育好的子女，每个月还能从组织上领到相应的生活费。

    这样一大群军官或官员的孩子，缺了管束会过成什么样子其实不难想象，一部分老老实实不出头，另一部分成天无所事事混迹在北京街头释放自己一身热血，揣着弹簧锁，结队时不时跟人干一场群架显着他特有份儿。

    都是一群军官干部的孩子，个个挂在嘴上的都是先辈们当年闹革命的光荣事迹，穿在身上的都是父辈早年授衔时的军装，机关大院的、军队大院的，还有北京的平民子弟们，谁又服过谁。

    直到68年底上边指示让这些知识青年都上山下乡，北京城才算安生了下来，这两个进部队没路子，最后插队下了乡。

    就这么两个人，下了乡性子也没有多少改变，正如这时看到让他们眼前一亮的沈瑶，两人想也没想就坠在了后面尾随了上去。

    一路跟进了沈家村俩人才靠得近些，听得其中一个妇女叫那女孩子瑶瑶，知道了名字才上去搭话问知青院怎么走，说是来找同乡知青的。

    李节勇媳妇不疑有他，仔细给两人指了路。

    他们说找同乡还真不是胡扯，知青院里最早一批知青里头还真有两个是他们认识的，知道沈瑶的名字，又知道是沈家村的，他们是想认识这姑娘，又不是想干什么见不得人的事，也不在后头坠着了，准备找同乡打听消息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