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多的大洋，其实也没有买到多少份的报纸。
以最著名的申报为例，同治十一年申报刚刚开办的时候，每份零售价八文钱，光绪四年涨到了每份十文，光绪二十五年又涨到了每份十二文，光绪三十二年的零售价是一分四厘，宣统元年是两分钱，宣统三年变成了三分钱，到了1926年，已经涨到了四分钱一份。
当然，这四分钱是申报的零售价，派报社一般都是零售价的五折或者六折拿货，卖给报摊或者报童，则是七五折或者八折。按着八折计算的话，陈强购进一份申报需要花费三分二厘，卖四分钱一份，能赚八厘。
一枚大洋是一块钱，全部用来购进申报的话，只能买到31份申报。
不过申报是当时全国最贵的报纸，张数也是最多的。旧上海另一大报新闻报，当时的售价是三分六厘，其他的像是时报、时报新报要便宜的多，诸如晶报这种好几天才出版一期的小报，售价更是便宜。
陈强心中大致计算了一下，如果这些报纸全都能卖出去的话，除去成本他能赚到三毛钱。
三毛钱作为一天的饭钱，是绰绰有余的，甚至还能有一毛剩余，当然这点钱是不可能吃到荤腥。按照当时上海的物价，一个鲜鸡蛋都要卖两分六厘，街边摊卖的茶叶蛋要五分钱一个，陈强可舍不得花掉一天收入的六分之一去吃一个茶叶蛋。
“真是穷的连茶叶蛋都吃不起了。”陈强心中吐槽着那个“茶叶蛋”的梗。
随后他离开了陈如记，快步朝着火车站的方向跑去，遇到人多的地方还会吆喝两声“卖报”碰碰运气。
当报童也是一门学问，正常情况下，想把东西卖出去，自然要找人多的地方，越是人多繁华的地方，越容易把东西卖东西。
但是报纸这东西，得认识字才能看得懂，旧中国文盲占大多数，大字都不识的人肯定不会去买报纸看。有些地方人虽然聚集的很多，可没有几个识字的，卖豆浆卖烧饼卖烤地瓜都没问题，报纸肯定没人买。
“该去哪儿卖报呢”陈强看了看天色，决定去火车站附近碰碰运气。
二十年代火车票对于普通百姓也是挺贵的，能坐得起火车的人，肯定不是穷苦人家，十有八九也都是读书识字的“文化人”。
比如文学家吴虞从北京去上海看望女儿，火车票一共花费了50块大洋，相当于一个普通工薪两三个月的工资。若是按照现在的标准，普通工薪两三个月的工资足够参加一个欧洲或者美国的旅行团了，而在当时只这够从北京去上海的火车票。
旧上海的火车站也不只一座，其中历史最悠久的自然是老北站。现如今的上海铁路博物馆的那栋建筑，就是老北站的车站。乘坐沪宁线前往南京是要在这里坐车的，北站也是旧上海最繁华的火车站。
沪杭铁路的则是上海南站，去杭州要在这里坐车，南站的繁华程度仅次于北站，后来淞沪会战当中，南站被日被人炸毁了。
旧上海的西站则有两座，一座位于普陀区，另一个就是现在的地铁中山公园站，在当时这两座都是小站，人流不多。
陈强的目的地是老北站，那片区域属于旧上海租界外最繁华的地方。
不过陈强是进不了车站里面的，甚至连车站前的广场都不能去，只能在火车站周边晃悠着卖报。
因为这火车站里面有卖报的，火车站门前也有报摊，而且他们都是给火车站交了“管理费”的，说白了这是人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