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景行能认识几个甲骨，是真的只认识几个，毕竟这玩意儿实在太抽象了，不是专业人士，可能连一个都认不出来，算有的字跟现在的简体字在结构是一致的，依然很难分辨。
另外人家好歹是铭，也是有艺术性的，很多字体也都写的很花哨，更增加了辨识的难度。
举个例子，人尽皆知的司母戊大方鼎边有“司母戊”三个甲骨，这也是这个名字的来由，是郭沫若提出来并且确定的。但这个名字也有争议，因为有其他学者认为鼎的铭应该是“后母戊”。
在商周时期，“司”和“后”两个字的写法是一样的，但意义却截然不同，“司”通“祀”，有祭拜祭祀的意思，司母戊是祭祀母亲戊的意思而“后”的意思则是伟大、尊敬、了不起的意思，像“皇天后土”的后一样，是一个修饰词。
同一个字，两种不同的意思，在经过数十年的研究和解读以后，2o11年国家博物馆新馆开业时，被移到新馆的“司母戊大方鼎”被正式改名为“后母戊大方鼎”。
可是社会各界对于“司”“后”两种解读方式的争议不但没有因此消弭，反而变得更加激烈，连这只大鼎的相关机构都不知道该怎么读了，国家博物馆采用的自然是新名字，可是在这只大鼎的出土地殷墟以及国内唯一的国家字博物馆依然以“司母戊”来命名，社会各界更不用说了，争议更大。
这还只是单纯的释义争议呢，事实关于这只大鼎的铭还有其他的解读方式，甚至有不少学者认为那铭是两个字或者干脆是一个字，更有人认为那是字与画的结合，相当于现在人们常说的花鸟篆一类的象形符号。
这可不是那些人信口开河，而是这么解释也能解释得通。
徐景行在看到后母戊大方鼎的铭时，也有过这样的念头，因为那个铭实在太美了，而且确实有着非常强烈的象形意味，猛地一看像一个小人跪在地向另外一个人行礼，头顶那个“司”字完全可以看做是帝王的伞盖，这么解读完全符合这只大鼎本身所的意义，因为这是商王为了祭祀母亲而铸造的大鼎，跟图的涵义完全吻合。
而且从构图方面来看，跟下边的两个字是浑然一体的，从整体结构看是一幅画。
当徐景行第一次在历史课本看到这个铭的拓印图时，真把它当成了一幅图，而不是三个字。
连他都能产生这样的解读方式，更不用说其他专家学者了，知识越渊博，对这个铭的解读方式越多，也越千百怪。
然而这不是说谁的解读方式错了，实在是因为商周时期距离现在太过遥远，流传下来的字又相对较少，这些字不是从龟甲找到的，是从青铜器找到的，可龟甲也好，青铜器也罢，所能承载的信息都很有限，一片龟甲能有三两个字？青铜器的铭可能会稍微多一点，但过十个的也少，所以解读起来非常难。
距今为止现的甲骨字总共约四千五百个，可是解读出来的才两千字左右，还有两千五百多个甲骨字没有解读出来，缺了那些没有解读出来的，整个语系变得支离破碎，是个不完整的东西，解读起来自然分歧重重。
那么这个问题该怎么解决呢？继续掘更多的甲骨字，字越多，解读起来越容易，跟大数据似得，数据越丰富，得到的信息越准确。这也是某些单位挂出高额赏金悬赏一些疑难杂字的原因，因为这东西确实需要群策群力，光靠那些个数量有限的工作人员和专家来解读，可能好几辈子都做不完。
这还是古字研究科学如此达的现在，如果搁在几十年前，那些人算想要仿写甲骨也不知道该怎么模仿，因为根本没有模板可供他们参考。
所以说只要在古玩现甲骨，只要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