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抗战初期，对敌情报工作一度开展得相当艰苦，那时日寇气焰正盛，再加上其国内经过多年备战，后勤物资暂时比较充裕。
一有军事行动，日寇便带着给养乘着专列直扑目标地点，于途绝少停车补给，根本就不接触外人。
我方人员想要获得有价值的情报十分困难，即便历经千辛万苦搞到了，未等交通员凭着两条腿将其传递出去，鬼子们已经下了火车举着刀枪杀过来了。
这时好不容易搞来的情报也随之失去了意义。
然而这一切在抗战进入相持阶段之后，发生了极大的改观。
一来日寇战线拉得太长，后勤补给不足，必须依靠当地伪政府配合来征夫征粮，一旦鬼子开始着手抢粮，那肯定就又在打什么鬼主意了。
二来此时日寇要掠夺南洋资源，将大量原本用于进攻我方的主力军团调往南洋前线，导致后方日益空虚。
这一时期沦陷区的治安稳定，主要依靠后续从日本本土调来的乙种甚至丙种师团加上伪军来维持。
和起初那些气焰熏天，作战素质强硬的部队相比，后面来的这些鬼子就有些烂泥扶不上墙了，嘴又馋纪律又差，三天两头地跑到酒馆里蹭吃白喝。
有道是“彼之毒药，我之蔷薇”，大量日伪涌入酒馆祸害百姓的同时，也给爷爷带来了丰富的情报资源。
我爷爷能搞到那么多一手情报，主要还得归功于世人一种根深蒂固的偏见。
当年不同职业之间所存在的强烈歧视，是如今之人根本无法想象的。
旧中国工业水平落后，技工奇缺，能读书认字的人再不济也能上个技能学校，毕了业便可以去工厂领工资捧铁饭碗，属于令人眼红的出息职业。
而打渔卖酒绝对是伺候人的贱役，读书认字的人轻易不会操持这种生计。
再说渔夫这种职业，旁人轻易也伪装不来，固然人人都可以钓鱼，但那是以此为消遣，这渔夫却要靠水上的本事吃饭养家。
一上午钓上十来斤鱼，绝对可以算作资深钓客，但最蹩脚的渔夫也要强过他两倍还多。
河里的鱼儿不会骗人，打不上鱼的渔夫肯定会遭人怀疑，同理，一个次次满载而归的渔娃，他认字的可能性几乎为零。
一个连汉字都不认识的小孩儿，又怎么可能懂得日语？因此那些侵略者毫不避讳我爷爷，每每在他面前放肆地用日语谈笑。
呵呵，你们做梦都没想到吧？有些人是能同时点亮两个初始天赋的！
爷爷当年给我讲古的时候，还着重回忆了这一段经历。
爷爷他慨叹说难怪咱们一开打就吃了人家一个大亏，这些人实在太虚伪！
别看来店里吃饭的鬼子如何彬彬有礼，坐姿如何端正，干什么事儿都一板一眼，甚至有几个年轻一点儿的鬼子，看见在柜台算账的老板娘居然还会脸红，连说话都细声细气的。
但只要两口黄汤一下肚，立刻就原形毕露，领子也扯开了，坐姿也扭开了，说话也吼开了，更要命的是它们居然还满嘴跑火车，甚至开始说起上司的小话。
这绝不是什么素质高，不过就是它们平时被管得太严了，领扣如果少扣了一个，长官抬手便是两耳光；敢呼痛不说嗨，反手又来两耳光。
这里面根本没有什么老实巴交的农民，爱护家庭的父亲和丈夫；那是一帮带着重重枷锁，看上去好像老实无害，实际上却无比凶残的暴徒，在那双貌似恭顺的眼睛里潜藏着野兽一般的欲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