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不次于洪、卢二人。　但他和洪承畴、卢象升不同。　两人是卸了临时差遣，暂时无事的情况下才得以返乡探亲。　而作为一省主官，没有上谕是不能离开当地的。　随后几日，一队队快马奔出京城，将朱由检的谕旨传往陕西、湖广、四川等地。　对于即将到来的会试，朱由检并不太重视。　虽然举子们临时抱佛脚，都在突击恶补农政实务方面的内容，但纸上得来终觉浅，一切都要结合实践才会知道效果如何。　这个效果和结果需要两三年才会看出来，到时候谁是人才谁是庸才，通过其治下百姓的生活状况就能一目了然。　将来每个州县配备的御史以及锦衣，会将所见所闻一一汇总起来，吏部会根据这些情况汇总做出升黩的决定。　这是朱由检在引导大明官场向务实型转变迈出的重要一步，逐步改变地方官员重政治轻财经的理念。　知县做的好不好，将来升迁与否，不再单纯只看赋税，而要看百姓的生活水平。看一年新增的田亩，看亩产量是否提高，看水利设施是否完备，看商品市场是否繁荣。　州县主官要根据当地实际，鼓励具有特色的各种手工业的繁荣和发展。　比如，某个县有大量的林业资源，当地百姓有用树木枝条编织各种器皿的传统，那你这个知县就该大力扶持这种地方特色产业，鼓励农户创办扩建各种作坊，争取使更多百姓除了粮食外有了其他收入。　朱由检会让四海商行参与其中。　四海票号要在这种州县开展小额的放贷业务，利息要降到微利即可，其产品收购经销则有四海商行负责。　票号对类似这种小微产业起到的主要是推动其发展的作用，而不是以盈利为目的。这点蝇头小利对于四海商行这个庞然大物来说根本微不足道，但具体到贫困已久的百姓身上，一文钱十文钱也许就会解了他们的燃眉之急。　除了配备到县的御史、锦衣以外，督察院与锦衣卫还会派遣专人暗访巡视，以防各地有弊情发生。　经过这种潜移默化的引导改变，几年之后才能看出一个州县主官的行政能力，所以这次会试的结果并不重要。　若是其中有表现突出的地方官，拔擢重用是肯定的，朝廷也会将其成功的经验以行文的方式向全大明推广，使其产生良好的示范效应。　而对于庸懒散官员的处置，朱由检暂时还未想好。　在这个时代，能力突出、接地气的官员太少了，大部分官员端上金饭碗之后便丧失了进取心。　只能升不能降的潜规则很难改变，牵扯的人太多，面积太广，后世那么严格的制度都无法解决，何况现在。　能者上、庸者下，这个想法太过理想化，你不打破固有的体制，怎么做到？　虽然朱由检已经给孙传庭下令，在破而后立的陕西率先施行不拘身份、只看能力选拔官员的举措，但目前并未收到孙传庭关于这方面情况的具体奏报，看来他也不敢轻易更改既有的制度和规则。　文人集团对官位与权力的掌控很难被打破。　你一个胥吏杂官再有能力，但你一没中举、二没中试，凭什么就要做到地方主官？置我们这些寒窗苦读的正牌举人进士与何地？　朱由检现在唯一想到的一点就是分权。　将科举出身官员的权利分出去。　知县下面不是有县丞、主簿吗？那就试着加强佐贰官的权利，仿效后世的分管制度。　知县知州名义上依旧是一地主官，大事还是由主官说了算，但具体办事的权利要分散。　其实这些举措都属于细枝末节，朱由检最终的目的就是减少官府对地方生产活动的干预，最大限度的减轻官员胥吏对百姓商人的盘剥，尤其是各种巧立名目的收费行为。　如果按照比例来讲，相对于大明一亿左右的人口，大明官员并不多。　后世曾经有资料证明，大明从太祖到崇祯的两百余年里，总共只有十几万官员，其中进士官有两万多人。　也就是说，明朝皇帝手下最多时手下一共有两万多官员，比起后世庞大的公务人员群体来说，根本微不足道。　这两万多官员数目，还是按世宗、神宗这样在位时间长的帝王来算的。　但虽然官员不多，但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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