归耕令所涉及的方面有很多，其中比较重要的一项就是废除封锢。
无论世家大族还是寒门豪强，对于土地的渴求都是渗入到骨子里的本能，封山为园、圈湖造田，南北俱是如此。
尤其在战乱地区，那些各自拥有着不菲战斗力的乡宗豪强们在这方面简直就没有竞争者，他们各自控制着大量的山林农田。寻常小民对此根本不会有反对意见，因为他们还要求庇于这些豪强才能保证人身的安全，也全靠这些豪强的组织保护才能进行生产。
比如河东薛氏，便是汾阴地面上最大的地主，其名下土地简直较之有着江东豪首之称的吴兴沈氏所占据的耕地还要多。当然这与道德无关，乃是特殊背景下所形成的特殊现象，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有效的生产而存活。
归耕令在这方面的要求是，只要三年以内无有垦植记录的田亩俱都收归国有，这主要是针对淮水以南的治土，类似洛阳并黄河沿岸的土地，统共收复也不过数年出头。
这项规令等于是一刀切，将大量乡野之中开垦能力之外的土地俱都收集整理起来，各地官府有了这些土地在手，各项政令实施起来才有了立足的基石。
政令虽然态度强硬，但并没有引起太大的骚乱波澜，一方面是因为江南至今仍然存在开发不足的问题，除了一些特别发达的地域外，仍然存在大量的荒土，另一方面则就是江北生产秩序得到极为严重的破坏，同样存在着大量的撂荒土地。
所以在土地问题上，除了一些特别的地区如广陵、襄阳这种大量流民聚集所在之外，并不存在一些大一统王朝中后期往往会出现的兼并严重的问题。
这一时期，最严峻的问题还是在于生产力的不足。土地是足够的，但是劳力却有限，那些乡宗门户最敏感的也是各自荫户部曲。
这个问题在短期内还并没有凸显的过于严重，且不说在淮南都督府时期便不遗余力的收复流民，单单中原大战打败石堪，便从河北邺城周边搜罗了百数万生民，一直到了如今才可以说是完全消化下来，俱都安排进了生产中，给河洛地区提供了旺盛的元气与活力。
可是自此之后，人口问题就渐渐凸显出来。无论关中还是河北，这些存活于乱世的乡宗门户们危机意识要更加强烈，想要通过和缓手段从他们手中将人力抠出来几乎不可能。
所以今次西征，沈哲子态度强硬其实也是一种借题发挥，既然常规手段不行，那么就暴力摧毁。对人口的掌握无关乎代价高低，是行台发展最重要的客观制约。
哪怕是这些强硬手段有可能将一部分乡宗逼到敌对面，沈哲子也不打算就此让步，要保证行台在籍人口的持续增长。只有人口持续不断的增长，行台各种建设才有其存在的意义。
换言之未来这些乡宗门户无论是要求政治声望还是个人前途，都有商榷余地。但唯独人口方面，谁敢越境都是一个死！
哪怕会因此推迟整个北伐统一的进程，沈哲子也不允许在行台统治之下还存在那种荫庇、占有大量人口的乡野势力。
在行台会议上，沈哲子再次重申强调了这个问题，一众行台官员们也都感受到大将军在这方面的决心之坚定，表态奉行的同时，也都各自心内凛然，谨记告诫家人切勿逾越这一雷区。
说到底，他们各自能在行台为官，摆在面前最辉煌的道路还是远大的政治前途，与之相比，热衷于私营部曲、盘踞乡野才是一种没有志气的想法。
上洛、弘农等地的战后复建，基本不存在乡资问题。就连弘农杨氏这种旧望高门都被铁血铲除，那些乡宗势力纵然有什么不甘，也只能暂时忍耐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