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是请我读博士的邀请函吗？怎么会是这种时候？我都毕业了。”顾骜下意识问。
“我怎么知道，刘校长还在等你呢。”只负责带话的米娜没好气地抱怨，“你也真是的，都到单位上班了，也不把办公室电话告诉人家，太不够朋友了。害我骑车过来找你。”
顾骜微微有些窘迫，他刚上班一周，确实没有把办公室电话告诉原来的同学们。他也是希望自律一点，不给人留下“上班时间聊私事儿”的印象。（虽然实际上他每天都会跟‘港商’聊）
不过，既然给学妹造成了困扰，安慰的话还是要说的：“你可以打总机，问一下我这边的号码么。”
米娜听了，嘟着嘴叉着腰，站定了数落：“我也想啊——你知不知道现在都6点多了，接总机的办事员都已经下班了？”
顾骜一看时间，才发现果然如此。
“是我的错，回头犒劳你一下。先回校说正事儿吧。”顾骜歉意地下楼，把米娜的自行车丢进伏尔加后备箱。
一路上短短十分钟车程，顾骜就在琢磨着基辛格来信的时机为何如此凑巧。
也幸亏他智商颇高，不一会儿就揣摩出一种可能性。
“难道，基辛格也是跟布热津斯基一样，其实早在《外交评论》创刊号出来后不久，就注意到我的存在、以及我的风险了？
他只是不想‘提醒’我‘他已经注意到了我’，防止我待价而沽坐地起价，才假装等总统大选正式结束才注意到我、并给我发邀请函？
而国内这边，则是刘校长要拿预测结果拿捏我，知道巴桶灰区封锁那个课题的实施，与要依赖美国大选的结果的，因此会在大选揭晓后才‘论功行赏’让我提前毕业。基辛格和刘校长这两手观望，就共同促成了如今这个微妙的时间差……”
顾骜越想越觉得这个揣测很对。
基辛格如果太早来示好，那么肯定会提醒顾骜：在十月份的冲刺阶段，不仅卡特和布热津斯基有可能秘密外交、送伊朗人军火换取伊朗放人；里根和买克佛冷也有可能秘密外交、送伊朗人军火换取伊朗别放人。
对于顾骜来说，认清这一点固然可以靠“为美国不怕事大的新闻机构提供线索、戳穿丑闻”来挟到其中一方，要到更高的价钱。但事实上，顾骜要是真这么做，要挟到好处的同时，风险也会并存。他肯定会招到极大的仇恨，甚至追杀灭口。
所以，还不如一方假装不知道、只以为顾骜在美国的投资站台这种姿态，不点破地稳住。
顾骜没有点破，基辛格也没有点破。大家都暗中不做敌对的事情，同时假装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不做，假装是自然而然地不做。
直到大选结果出来了，卡特彻底完蛋，顾骜也没了两头下注的可能性后，对方再诚恳地来邀请——因为从11月份到2月份，只有里根有可能秘密外交了，卡特已经出局，他想秘密都没机会了。堵死了顾骜两头要价可能性的同时，顾骜的安全性和诚意也更有保障。
说起来可能让小白觉得有点绕，但是顶级老阴哔们的脑回路大致都是这样的，甚至更绕。
……
想通了基辛格的邀请函为什么迟到、为什么恰好在他工作后才来，顾骜下一个要考虑的，就是这个时间差的现实意义。
差了这么半个月，形势就微妙起来了。
要是邀请函在自己毕业前到，那么刘校长肯定会逼着他立刻去读书的，不毕业别想回来。他自己也不可能有选择的发言权，只能逆来顺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