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来特别令人费解，原本玩了命要改革的王安石突然变成了保守派，反对再把改革加深加快，而是和司马光的旧党站到了同一战壕里。
以前部分支持新政、原则上反对新政、对新政持无所谓态度的章惇、苏轼和李公麟倒成了新崛起的改革急先锋。而他们的后台还是个原则上不支持新政的皇帝，逻辑上都讲不通。
不是逻辑上讲不通，而是政治这玩意有时候不能光考虑普通逻辑，必须把各方的利益参数算进去等式才会成立。
王安石现在是功成名就，成就已经做完了，下一步该做的是如何保护胜利果实，也就是保护他自己的政治资本。新政就是他、他就是新政，同生共存。谁脱离他的掌控继续搞新政谁就是要砸他的场子，真不能忍。
这种做法有错吗？洪涛觉得一点都没有，太符合人性了。啥叫既得利益者？这就是，让人扔掉既得利益去无限拔高觉悟才是反人性的。
正常的就不应该反对吗？洪涛觉得太应该反对了。如果光依靠人性治理国家，还分什么能臣和庸才。之所以叫官员、之所以享受比普通人多的国家福利，就得用更高的标准要求才对，权利和义务要对等嘛。
现在章惇、苏轼和李公麟就是王安石的敌人，洪涛的立场自然也是王安石的敌人，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这个逻辑怎么算都没错。
不过朋友之间也是允许有分歧的，洪涛就不太同意他们三个的改革方案，原因只有一点，太激进了。一上来就打算拿冗官开刀，还要裁撤军镇。在洪涛看来这是在嘬死的路上高速狂奔，都有超速的迹象了。
那章惇、苏轼和李公麟是不是也为了博取政治资本呢？洪涛觉得必须是啊，但也不乏对民族国家的热情。
其实没人会完全只为公义奋斗终生，自私是对的，没有自私就没有社会，只要能在公私之间找到个平衡点就可以。
目前洪涛觉得他们三个在公私问题上就控制的不错，所以能帮一把还是要帮一把。或者说觉得他们是自己的天生盟友，假如真能从上至下的改革成功，比自己由下自上的改革方法会容易的多。殊途同归，这就是洪涛的态度。
但是吧，理想这个玩意比任何独品都强烈，一旦上瘾就很难戒除，还愈演愈烈。章惇、苏轼、李公麟的理想就很热烈，烧得他们不能忍受徐徐渐进。
说起来还是洪涛的错，谁让他伙同神宗皇帝这些年把新政弄得如火如荼呢，确实也起到了富国强民的效果。有了这么好的先例，你再说让别人慢慢来，谁会信啊。
“晋卿不要以为修河制置使是美差，朝廷确实不会以河堤修建数量降罪，可河堤一但溃决还是要追究的。且修理河堤的费用大部分要从各州路筹措，朝廷负担不超过一半，还多以民伕、粮秣给予，仅此一项就能让晋卿终年奔走无功而返。”
没劝住别人，洪涛反被章惇给劝了。他对修河制置使这个职务有另一种解释，且更贴近实情。这一点恐怕庞皇后和皇帝也不清楚，并不是他们故意要骗自己。
“呵呵呵，章相有所不知，本官在大名府路除了训练新军备战之外还干了一件事儿，就是修桥铺路，且一文钱也没向朝廷伸手。有些事放到别人眼中是极难的，比如筹措钱粮，但在本官这里却易如反掌。不过有些事正好相反，本官不太习惯官场的交往方式，如遇到过不去的坎儿，还望章兄、苏兄、李兄能在朝堂上伸手相助。不管是新党、旧党，也无论缓缓为之还是雷厉风行，毕竟我等都在为大宋操劳，如能守望相助必事半功倍！”
不管他们听不听自己的劝告，洪涛都不想再和改革派成为敌人了。假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