贤者则多一些，诸如周公、管仲等，都是孔子尊崇的对象，故对贤者不利的事，比如周公曾称王的传言，管仲人品的问题，都一笔带过。
其为天下做出的贡献，胜于道德本身，这就够了。
至于为亲者讳嘛，孔儒对孔家两代人皆出其妻的事，一直语焉不详。
“当时礼崩乐坏，王室衰微，诸侯常侵凌周王，此周王之耻，无故受耻，人所不欲，故圣人讳之。然春秋不虚美，不隐恶，独于字词间斟酌以示褒贬，讳中见直……”
这所谓一字褒贬，大概跟后世的“影射”差不多吧。
它是臭老九们的密码，心照不宣的暗号，骂人不吐脏字的能耐，色厉胆薄的反抗，欺负文盲暴发户的本事。
但这些褒贬暗藏在书中各处，比如“郑伯克段于鄢”，这个克字就大有深意，当年夫子就这个字展开来，给叔孙通他们讲了整整三天……
“一般人想要看出褒贬，实在太难了。”当时有弟子提出了这个问题，又被夫子瞪了一眼。
“史，是给一般人看的？”
没错。
从那时候起，叔孙通便明白了，史当然不是为人民大众而存在的。
史，是为尊者服务的。
当时的鲁地儒生有两条就业路线，一是在齐鲁继续教书，收取束脩。二是南下楚国，去做那些古旧贵族的家臣，为他们主持祭祀礼仪，并编篡各家的家史世本……
而作为私家史官，想要捧稳饭碗，就得学聪明些，不论你在那些贵族家里见到多少龌龊事，扒灰也好，养小叔子也好，都得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并牢记一点：
“人主无过举！”
什么该写，什么不该写，心里没点逼数，早失业了。
等到新的家主登位，如果提出要修改世本家史，也得乖乖从命。
“而这所谓的秦太史令，说白了，不也是为嬴姓一家著史么？”
不是叔孙通看不起人，在礼乐文化上，秦是远低于六国的，史学亦然。
在叔孙通看来，这《秦记》的写作体例，仍停留在孔子作《春秋》的时代，甚至还不如，既不标明日月，文字又过于简略，一点可读性都没有。
而且他当年做过秦博士，深知历代秦君也没有尊史的传统。史官一贯记喜不记忧，碰上大胜，便高兴得大书特书，遇到惨败，就随便记几个字，甚至直接略过，好似它没发生过一般。
而对于说了大量秦人坏话的六国史书，也一刀切，史官非秦记皆烧之，黑夫当初也只敢救下诗书和百家语，救不了这些敏感的文献。
十二诸侯史书，仅留一份独本收藏在御史府中。而且和诗书诸子学不同，这些六国史书，即便是博士也不能随便看，也就太史令本人能翻一翻。
眼下倒是便宜了叔孙通。
他在让人将那老史官家抄得一干二净，将被私自带出官署的《秦记》副本带回来一看，叔孙通笑了。
“什么史笔如刀，你这老叟说得好听，可实际上，还不是一样为尊者讳！”
……
史官多数古板，有更方便的纸张不用，非要在笨重的简牍上抄录，而这一卷，是关于始皇帝崩，胡亥继位到覆灭的过程：
三十七年，上至衡山郡而病，恶言死，群臣莫敢言死事。
上病益甚，丞相李斯等昧死顿首言曰：“今道远而诏期群臣，恐大臣之有谋，请先立太子为代后。”
上曰：“可。”
遂